可以说,北川新县城的重建,

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转折点

谈及病毒毒株具体是如何分离的,赵卫表示,一般来讲,分离病毒毒株有组织细胞培养法、动物接种和鸡胚接种三种方式。动物接种方式是指把病毒接种到动物体内,如小鼠脑内,可根据动物细胞的敏感性选择不同的接种部位,但小鼠是活的动物,会抓伤、咬伤操作者;而鸡胚接种可以培养的病毒种类相对较少。所以这两种方式一般不是最优和首要之选。

赵卫表示,分离出病毒毒株,也就是获得了新冠病毒的纯的培养物,可以用于了解病毒的致病机理,如病毒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侵入到人体当中,在人体细胞中是怎样繁殖的、不同部位细胞的感染效率差异、产生细胞因子风暴的详细机制和干预手段等。

“分离出病毒毒株,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疫苗的种子株。用其制作疫苗株并通过检测后,就可以制备疫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说,病毒毒株为疫苗研制、抗病毒药物的筛选以及快速检测试剂的研发等奠定了基础。

赵卫强调,不是随便一个实验室都具有分离培养新型冠状病毒的资质,要有这个资质,至少要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而且实验室人员资质、工作流程、污染物的处理都要通过严格的审核,同时对于每一种高致病性病毒分离培养活动,都要专门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申请,经过审核批准后才能开展特定的分离和培养活动。而且实验活动结束后,按照国家规定,要对实验材料进行封闭、上交等,以防泄露。

《集合啦!动物森友会》预计将于3月20日正式登陆NS平台,敬请期待。

“病毒毒株是不是好分离,与病毒本身的特性有关。从报道看,新冠病毒的毒株分离应该不是很困难,比较容易在多种细胞中培养,而且收获病毒的滴度很高。”赵卫说,以其参与过的SARS冠状病毒毒株分离为例,由于SARS冠状病毒对多种细胞敏感,把病毒样本接种到细胞之后,病毒在细胞里能很快生长,可迅速获得大量的病毒颗粒。

“一般来讲,只有当传染病患者有一些特别之处,比如有些人症状特别重,才需要把其体内病毒分离出来与其他病毒株做比较,以了解导致重症的原因,否则就没有必要分离那么多病毒株。”赵卫说,这是因为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对实验室人员威胁大,在工作中一旦发生泄露,危害很大,需要尽可能减少非必要的操作。

2月13日,武汉,检测人员在实验室处理样本。 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

应地方政府要求,中规院成立了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时任院长李晓江和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分别担任指挥长和副指挥长,成立若干工作组,选派殷会良、孙彤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长期驻扎,一干就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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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灾后重建城市的样本和范例,北川需要探索的更重要命题还包括:在类似于计划经济模式的重建之后,如何摆脱对国家支持和对口援建的依赖,寻求城市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模式?如何突破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建设等典型“灾后重建”的实践方式,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县城未来的发展?

“这种冲击,也是一种大的融合。只要有融合,就会激发新的活力和动力。”瞿永安说,灾后重建让北川提前发展了20年。

新县城窄路、密网,格局紧凑,建筑限高30米。这与当时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时兴的大广场、大马路、大公园和地产开发带来的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差异很大。北川人均城市绿地标准比成都还高,出门300米就见树或进园。新县城还从老县城移植过来很多树木,一些老建筑也被留存,比如板凳桥,这是一条用石墩打成的古桥,因形似板凳而得名。现在,瞿永安还会兴致勃勃地说起这座桥,这是他和很多北川人的过去,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北川重生,桥也被保留了下来。

以传统的灭活疫苗为例,赵卫解释,是将新冠病毒大量培养后,进行灭活但尽可能保留抗原性,再纯化制备成疫苗,如果疫苗进入健康人体内,可激发免疫系统产生出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就可以预防这种疾病了。“但现实中,往往会出现疫苗诱导机体免疫力不够充分,不能起到保护人体的作用,这也是疫苗研发的难点之一。”赵卫说。

至于不同地方都在做这项工作的原因,赵卫解释,病毒毒株生物学特性除了和时间有关,也就是说病毒在不同传播时期可能会发生变异外,病毒流行还有一定的地域性。过去人员流动不是那么频繁,不同地区的病毒在基因特征上往往有地域烙印,现在人员交流多,地域特征不是那么明显了,但不同地区病毒株的生物学特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灾后重建实际上是三部曲,救灾、重建和发展。重建完成的北川,仅仅是物理空间重建,从长远来看,产业重建和社会重建更为关键,也需要一个过程。北川重生之后,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它需要解决的最核心议题。

“简单说,毒株就是从含有病毒的样本中分离,然后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来的病毒。”20日,南方医科大学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赵卫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再就是人们寄予厚望的药物。赵卫介绍,不管是当前引起广泛关注的老药新用,还是新药的研发,一般也要首先做体外实验。即在细胞模型上观察药物对病毒感染细胞的阻断或干扰作用,再在动物模型上进行验证,最后才是临床试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病毒毒株的基础上,所以病毒毒株的获取对病毒病防治研究非常重要。

5月25日,李晓江等人突然听说,有专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新县城可以选址在北川县内的擂鼓镇。李晓江知道,擂鼓镇有两条活动断裂带通过,处于滑坡、崩塌,岩溶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本身受灾也严重,用地空间狭小,不利于北川的长远发展。但擂鼓镇的好处是,仍在北川县域内,不涉及跨行政区划的搬迁。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对北川重建进行报道

研究人员绘制出 新冠病毒关键蛋白分子3D结构

近日,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用宏转录组基因测序新冠肺炎病例样本,顺利分离到2株新冠病毒毒株。这是继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湖北之后,第六家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的省级疾控中心。

贺旺认为,目前的通航产业,对北川而言是个机遇。他指出,对于一个人口不多、规模不大、工业底子薄的小县,产业发展思路不能大而全,而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找到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可能也就一两个特别好的项目,就可以把县域经济带动起来。”他说。

“组织细胞培养法就是把含有病毒的样本材料接种到不同的细胞中,如肌肉、肝脏、肺的细胞等,不同病毒的细胞嗜性不同,即病毒对不同细胞的感染能力和效率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新冠病毒主要感染和破坏肺细胞,这有助于研究病毒的致病机理。”赵卫说,这一方法可以采用包括人体细胞在内的多种细胞,简便易行,安全性相对较高,是目前最常用的病毒分离培养方法。

选址落定后,北川新县城开始重建。

2019年12月26日,北川通用机场宣布开工。瞿永安表示,北川未来计划以机场建设为契机,建成一个通用航空产业园,努力延伸产业链,将飞机制造、飞机组装等业态全面引入。此前,北川引进了一所泛美航空学院,今年秋季开始招生。

赵卫介绍,以新型冠状病毒为例,样本一般是从新冠肺炎病人肺泡灌洗液或痰液等样本中提取的,因为其主要侵害人体的呼吸器官,致使下呼吸道和肺泡中病毒含量比较高,所以样本来源优先选取这些部位。这些样本成分非常复杂,除了含有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很多其他的微生物。要研究新冠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就需排除其他杂质和微生物的污染,对其进行分离、纯化,以保证其是新冠病毒的纯的培养物。

麦克莱伦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们已将这一结构的原子坐标数据发送给全球多家实验室,其中多数来自中国,目前已有大约25家中国实验室要求获取相关资料。

北川民间一直流传着“包饺子”的说法,也就是担心地震和地质灾害会导致山体滑坡,将县城覆盖。90年代,北川曾致力于将县城搬迁至擂鼓镇,但因投资巨大、问题复杂而屡遭搁置。李晓江在地震后刚踏入北川老县城踏勘时,感慨“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麦克莱伦说,这一成果可帮助研究人员展开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展开潜在药物筛查,发现可与这种刺突蛋白结合并破坏其功能的小分子;第二,设计可以与刺突蛋白结合并抑制其功能的新型蛋白分子或抗体;第三,设计出这种刺突蛋白的变体,例如使其拥有更高表达水平或热稳定性,从而诱发更强的免疫反应,以加快疫苗开发。

作为“5·12大地震”这一举国关注事件中的关键一环,北川选址被赋予了更多符号意味。因此,整个决策过程显得格外慎重。

从这个意义而言,北川的实践还在继续。

在新县城建成前,每年清明、“5·12”和羌历新年,瞿永安都会来“三道拐”烧纸或放上几束菊花。这是2008年地震后唯一可以俯瞰老县城的地方,震后改名叫“望乡台”。那时,瞿永安是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在地震中失去了11个直系亲属。

“不是说建筑足够坚固就能抵御所有自然灾害,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很渺小的。”后来同样挂职北川副县长近三年的中规院规划师殷会良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考察的目的是向绵阳市以及从北京来的规划专家组汇报,重新选址需要慎重决策。

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结构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结构非常相近,都将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作为侵入细胞的关键受体。

到了夜晚,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展现出她的民族特色。在县城中心的“巴拿恰”商业街和旁边的新生广场上,数十个人围成圈,跳起羌族舞蹈“沙朗”,羌语意为“唱起来、跳起来”。人们不停地旋移、甩手、摇肩、腾跃。在瞿永安看来,身体俯仰间,是重生后北川不断燃起的生命力。

事实上,灾后重建不仅给北川,包括整个四川都带来了新的机遇。

毒株有助疫苗和药品研发

据新华社讯 (记者周舟)美国科研团队首次绘制出新型冠状病毒一个关键蛋白分子的3D结构,这种蛋白是开发疫苗、治疗性抗体和药物的关键靶点。研究成果19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根据中国研究人员提供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重建了新冠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在原子尺度上的3D构造,分辨率达到0.35纳米。

2008年6月5日,接到中规院报告五天后,绵阳市委直接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递交了这份选址报告。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北川新县城选址,将原属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和黄土镇6个村,共215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北川。最终,北川县城南迁23公里。

地震后,整个成都平原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国家层面投入的资金极大地拉动了四川板块的经济,为此后十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基建的带动作用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此前封闭的四川盆地开始接受全国各地的信息、人才和文化。四川对外的联系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对原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态都带来很大冲击。

李晓江要求团队在三天内拿出一个方案。28日凌晨,中规院正式向绵阳市提交《北川县城“5·12”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基本结论》,明确建议选址在安昌东南。

“5·12大地震”后不到半个月,瞿永安就着急地带着两名规划师进山。山里道路全被阻断,三个人经四川省绵阳市平武、松潘,再到茂县,绕行700多公里。开车、打摩的、骑马、坐船又走路,最终进入震后北川的大山,在各乡镇实地考察、走访,花费了近一周时间。

对于新老县城的对比,瞿永安有切身感触。虽然对老县城有感情,但由于建成年代久远,老县城在数次整修后仍令人感觉逼仄破败。而新县城“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无论是从人居环境,还是建设理念,“放在县城里比较,几百年都不会过时。”

2011年腊月廿九,晚7时,在新县城中心的商业街入口处,一扇红色的城门被立了起来,火枪队向空中打出第一枪,城门被推开。中国首个震后异地重建的县城重获新生。

这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但很多普通民众也许不明就里,病毒毒株具体是如何分离的,为什么多地疾控部门都要做此项工作,分离出病毒毒株又意味着什么呢?

麦克莱伦团队已对几种可与SARS病毒刺突蛋白结合的单克隆抗体进行了筛查,发现它们与新冠病毒没有明显的结合。麦克莱伦解释说,尽管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的刺突蛋白表面的相似性大约为75%,但如果在与抗体结合的区域恰好存在大量氨基酸差异,可与SARS病毒结合的抗体就难以与新冠病毒结合。

事实上,中规院后来给出的五个方案中,除了擂鼓镇,另外四个选址分别是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和安昌东南。它们的共性是,都地处另一个县——安县,也就是说,都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

回顾北川县城的历史变迁,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治理匪患,北川县城从治城(今禹里镇)迁往曲山镇。此前这里鲜有人居。唐山大地震后,地质专家曾专门来北川勘察,指出曲山镇在龙门山断裂带上。从老县城茅坝新区开挖的建筑基坑中,可以看到数百年前滚落的巨石和砖瓦碎片。更危险的是,北川四面环山,场地狭长,地震过后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论文通讯作者、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分子生物科学系副教授贾森·麦克莱伦说,目前尚不清楚为何两者在分子层面上结合得更加紧密,且这种亲和力是否对病毒传播性造成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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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用“回归”来形容新县城的重建。

地震前,北川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项目,只有茶叶和蚕桑,还有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矿类产业。截至2018年,震后10年内,北川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已经突破50亿元。但和其他中小县城一样,北川的产业突围也面临一定挑战,例如缺乏大片土地,无法吸引大型龙头企业,也缺乏产业基础和人才。

在2018年5月中规院举办的“震后十周年灾后重建研讨会”上,他说,为这样一群遭受巨大灾害的群众服务,规划师们更需要去想他们需要什么,这其实给了规划师一次回归的机会。“做一个最真实的城市、最不夸张的城市、最符合老百姓需要的城市。不是为了房地产、政绩或者所谓的城市竞争力和土地开发效益,”他说。

据四川省统计局2018年5月7日发布的《汶川地震重灾区十年经济发展报告》,地震十年后,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7年,四川区划内的39个国定重灾县GDP、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均大约是2008年的3倍。

在中国几十年的城建史上,从未有一个规划团队和当地政府如此长期持续的合作与服务,陪伴跟踪一座城市的成长。

确实,张严峻表示,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对疫情的预防、控制以及病人的治疗都有重大意义。第一,有了病毒毒株以后,首先可以研制疫苗,如果疫苗研制成功,相当于彻底降服了这个恶魔;第二,可以做一些药物的研发,对病人进行治疗,作为新的病毒,该病现在还没有特效药;而就目前短期意义来说,有了病毒毒株之后,可以研发一些快速诊断的试剂,比如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内出结果,这样对医院的临床诊断和治疗都有极大的帮助,对疫情的控制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重建时期挂职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现任绵阳市梓潼县委副书记、县长贺旺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生态优先、以人为本、保护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原则,是城乡规划的基本理念,不能说有多新,但在国内很多城市规划建设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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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会良指出,“5·12大地震”后对中国人最大的改变,就是纠正了自古就有的“人定胜天”思维惯性。有些灾害防治不了就要加强避让。汶川之后,全国上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地震中,北川的遇难、失踪人员共计19956人,占整个地震遇难人口的1/4,直接经济损失近600亿元。“北川近百年来积累的物质基础几乎全部毁于一旦。”瞿永安说。

在瞿永安看来,新县城规划最好的一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地道的北川人,他在北川生活超过50年。在新县城重建的过程中,瞿永安主要负责从政府层面推动规划落地,做统筹工作。2012年,他晋升为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分离难度与病毒特性有关

发于2020.1.20总第933期《中国新闻周刊》

评估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质条件和安全性、区位条件、用地条件等,但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安全性”。参与撰写报告的中规院高级规划师、后来在北川驻扎近三年的孙彤曾回忆说:“安全的标尺是一个一票否决的要素。”

可以说,北川新县城的重建,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规划层面,北川重建成功实践了规划机制和理念上的创新,这些实践后来被专家们总结为“北川模式”。

三年重建完成后,后续所有的建设问题和规划调整,北川县也都会及时找中规院沟通。用瞿永安的话说,中规院是龙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刚修订的《2018~2030北川总体规划》,也是由中规院牵头完成。

病毒毒株为疫苗研制、抗病毒药物的筛选以及快速检测试剂的研发等奠定了基础。

“一个有资质的、高洁净度、无污染的实验室和保证安全的标准操作程序是整个分离培养流程的关键点。”赵卫表示,在病毒毒株分离过程中要保证绝对的无菌环境操作,排除各种杂菌和其他微生物的污染。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指出,“北川模式”对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未来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建筑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经历了最初的选址争议,“规划先行”的决策机制在重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落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指出,虽然发源于灾后重建的特殊语境,但北川重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对日常的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建筑创作有长久价值。

受住建部委派,中规院的12名规划专家于5月19日下午到达北川,带头的是时任中规院院长李晓江。他们一到现场,就得出了一个和瞿永安一致的初步判断:震后北川,只能异地重建。

确实,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的浙江省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所所长张严峻介绍,他们从病人痰液标本里面,把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处理了以后,接种到相应的细胞里,让这个病毒在细胞里能够生长。两天后,实验人员对培养物进行鉴定,病毒已经在细胞里增殖,说明这个病毒培养分离已经成功了。